程中，针对高层管理者的违法行为进行维权取证是困难的事情，且陈磊人在境外，该案件的程序将更为复杂。
　　“高级管理人员熟悉企业内部的运作机制，又掌握相应的权力，违法行为极具迷惑性和隐蔽性，且有较高的反侦查意识。比如，使用‘抽屉协议’、使用亲信人员掌握要害岗位或代持皮包公司、不留书面代持协议等证据、提前对好说辞、幕后遥控，将不当套取资金行为用表面合法的合同和交易形式伪装。另一方面，如果嫌疑人外逃，将使案件的调查难度更大，串供、毁灭证据更为容易，执法部门的调查能力也会受限。”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巍表示。
　　事实上，核心业务环节的权力寻租，因手法的隐秘性已成为相关案件取证的一大难点。
　　“小官巨贪”频发
　　互联网企业高管手握资源调配、战略决策的核心权力，其贪腐行为不仅会直接造成企业巨额资产流失，更会破坏公司治理体系，挫伤员工与投资者信心。
　　而从行业整体来看，互联网企业的腐败风险早已突破传统领域，呈现出与行业特性深度绑定的新特征，且从高管层向中层、基层蔓延，从核心业务向配套环节渗透。
　　2025年5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联合中国互联网协会发布的《互联网企业内部人员贪腐犯罪案件白皮书》显示，2020年至2024年，在其审理的127件涉互联网企业内部人员贪腐犯罪案件中，涉业务部门贪腐案件共104件，占比81.89%。从人员身份来看，被告人年龄呈现中青年化、职级中层化特点。年龄在18岁至45岁的被告人185人，占比91.13%。此外，存在“小官巨贪”现象，127件案件中，基层普通职员贪腐犯罪金额共计5567万余元，个案平均犯罪金额达126万余元。
　　记者注意到，有的案件中，行为人系网络平台安全运营岗普通职员，利用能够解除平台账户封禁的职务便利，帮助他人解封账号并收取“好处费”；有的案件中，行为人系互联网公司商务专员，利用管理品牌运营的职务便利，为相关网店增设“满减活动”争取补贴，提升网店的平台交易额，并收受他人给予的钱款。
　　此外，外包环节的利益输送问题，也是互联网企业反腐打击的重点。例如，2026年1月23日，腾讯发布《腾讯集团反舞弊通报》，90余人因触犯“腾讯高压线”被解聘，其中，20余人因涉嫌犯罪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理，30余名涉案的外部人员也被公安机关一并抓捕。
　　据记者粗略统计，在腾讯通报的19起案件中，提及“为外部人员/公司谋取利益，收取外部人员/公司好处费”的有10起。
　　反腐思路转变
　　面对日益复杂的腐败态势，互联网企业的反腐思路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从“讳疾忌医”的内部消化，转向“零容忍”的司法介入与常态化治理。
　　在企业反腐的相关案例中，商业贿赂、职务侵占成为互联网公司打击舞弊贪腐行为的重点，多家头部企业已建立常态化反腐通报与制度化治理。如阿里巴巴的廉政合规部、百度的职业道德建设部、京东的监察部、腾讯的反舞弊调查部等，专门负责调查和处理内部贪腐问题，并会定期公开通报公司触犯“高压线”的名单以及永不合作企业名单，通过公开透明以及从严问责的方式，提升企业治理效率。
　　互联网企业的反腐也不止是企业内部的事，在内部查处相关行为后，企业对涉及刑事犯罪的涉案人员应移交司法机关处理。例如，去年12月，在字节跳动披露的2025年三季度内部违规案例的处理情况中，三季度共有120名员工因触犯公司红线被辞退，14人因涉嫌刑事犯罪被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司法机关也在积极查办互联网商业腐败案件。比如，北京市检察机关开展打击治理互联网企业商业腐败犯罪专项工作，通过技术辅助审查、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等手段破解取证难题，同时，制发检察建议，引导企业完善廉洁风险防控体系。
　　无论是迅雷起诉前高管，还是互联网大厂的常态化反腐通报，这些反腐实践，勾勒出互联网行业反腐的新趋势：互联网企业既要通过常态化的内部监督、制度化的流程管控，从源头压缩腐败空间；更要敢于拿起法律武器，推动反腐工作法治化，让贪腐行为无处遁形。
　　编辑/李程（lcpupu@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