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人民陪审员朱全贵。
　　不久前，法庭刚刚审理了这起涉及房屋拆迁的行政案件。戚大伯夫妇的老屋被鉴定为危房后，便与街道签订了拆除协议。可房子拆了，问题来了——戚大伯的两个儿子在村里另有宅基地，按照“一户一宅”政策，老两口失去了申请安置房的资格。虽然街道提出经济补偿，但数额与戚大伯的期望相去甚远。
　　“我当村书记那些年，最怕的就是好事办不好、好政策落不了地。”再次开庭调解时，朱全贵这番话声音不大，却让所有人都跟着他思考：危房改造是好事，“一户一宅”也是好政策，两个好政策撞在一起，怎么就成了老百姓的烦心事呢？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朱全贵配合法官，往返于街道、村委会和当事人之间。他用自己的老书记经验，帮街道干部分析政策，向乡亲们解释法律，最终协助街道设计出了一套让各方都能接受的经济补偿方案。
　　乡亲们都说朱全贵是“泥腿子”人民陪审员，他欣然接受。从田埂走到法庭、从法庭走回乡间，朱全贵怀着这份乡土情解百姓结。
　　人民陪审员来自基层、扎根乡土，最懂社情民意，最解群众心结。10年来，人民陪审员更多参审涉及群体利益、公共利益，人民群众广泛关注及其他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更多参审涉及公共安全、国计民生、公序良俗等案件，各行各业的民意融入裁判全过程，让司法不仅有法律的力度，更有民生的温度。
　　随着人民陪审员来源的日益广泛，他们基于常识常情常理形成的朴素认知，为法官准确把握法律适用尺度提供了重要参考。大量民事纠纷与行政争议通过“法理+情理”的方式得到妥善化解，既减轻了当事人的诉累，也节约了司法资源，更增强了群众对司法裁判的认同感。
　　秉正立信，架好“法理桥”
　　“难怪越来越多的粤港澳生意人愿意选择在前海解决纠纷。”香港的同乡向黄少亭感叹。一年前，在香港西丽同乡会任职多年的黄少亭，接过了一份意想不到的“聘书”——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人民陪审员任命书。
　　在一起印度海产公司与深圳贸易公司的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中，被告贸易公司表示双方往来邮件都是英文，印度公司行文方式并非日常交易习惯的表达，造成了双方对货物的数量产生歧义。
　　黄少亭结合以往对外贸易的经验，在案件合议时发表了意见：“双方有长期业务往来，一直通过英文邮件进行沟通，形成了一定的行文习惯，不应该对个别邮件内容理解错误。”最终，合议庭经过充分讨论，同意了黄少亭的意见。
　　“通过与香港同乡的交流，现在他们对内地司法有了新的认识，也对内地法院程序的便捷高效、法官的专业素养频频点赞。”黄少亭说。
　　要让人民陪审员“敢履职、能履职、愿履职”，完善的保障体系是关键。人民陪审员法实施后，《人民陪审员选任办法》《人民陪审员培训、考核、奖惩工作办法》等一系列文件相继出台，搭起了以人民陪审员法为核心，涵盖选任、参审、管理、保障全流程的制度框架，为人民陪审员依法履职筑牢了坚实根基，架起连接司法与社会、法律与群众的重要桥梁。
　　“请法警将被告余华英押入庭内！”这起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的余华英拐卖儿童案重审一审开庭。
　　审判席上，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法院人民陪审员娄江霞面前，摆放着厚厚的卷宗，里面记录着余华英10年间流窜多地，物色孩童、实施拐卖的犯罪事实。
　　开庭前一周，娄江霞便仔细阅卷。“杨妞花，被以2500元的价格‘卖’给河北邯郸一户人家，多次遭受打骂威胁……”读到这时，娄江霞不禁想起在社区工作中常常见到的那些孩子的笑脸、那些家庭温馨的场景，而此时指尖抚过的案卷上，记录的却是杨妞花“被偷走的童年”。
　　“严惩，必须严惩。”这是娄江霞的声音，也是法律与正义的回声。余华英最终被执行死刑，但娄江霞的脚步没有停下。
　　她走进社区、学校，向市民、学生普及相关法律知识。有人问她：“人民陪审员不是参加庭审吗？你怎么还到处讲？”娄江霞说：“判一个余华英，是结束一个悲剧；但多一个人懂法，就可能预防下一个悲剧。”
　　人民陪审员法实施以来，34万名人民陪审员走进法庭、深入社会，参与审结案件1500万件，其中刑事类346万余件、民事类1016万余件、行政类135万余件，组成七人合议庭审理案件4.3万余件。
　　这些来自各行各业的人民陪审员，带着市井烟火的温度与基层群众朴素的正义观，让司法裁判更接地气、更合民意。这抹“来自群众，承载民意”的司法亮色，将持续绽放法理的温暖。
　　编辑/李卫锋（lwf26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