践并不活跃。但这段时间，客观上检验了社会组织在公益诉讼领域的实际能力与空间。”汤维建说。
　　他提供了一组数据：全国有700余家社会组织符合法律规定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但2015年，全国仅有9家社会组织实际提起诉讼，案件总数仅为37件。“这与立法之初的社会期待，形成了明显落差。”汤维建坦言。
　　落差背后，是社会组织难以承受之重。一家环保组织的负责人曾向记者诉苦：面对一起恶性污染事件，他们连取证都困难重重。随后，动辄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元的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费用，足以让人望而却步。即便克服万难进入诉讼程序，也很难与财力雄厚、聘请律师团队的污染企业相较量。
　　这一困境，促使社会各界将目光再次投向国家力量。汤维建分析，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具有独特优势：“检察机关拥有法定的调查核实权，能有效破解取证难题，可以更高效率实现公益保护目标；其作为国家机关的严明纪律性，也有助于防范诉权滥用风险。”
　　立法需要审慎，但公益保护的需求刻不容缓。公益诉讼不可阻挡的呼声渐强。在此背景下，以试点方式启动检察机关公益诉讼，推进改革积累经验，成为历史的选择。
　　擘画蓝图 检察公益诉讼试点启动
　　2014年秋，江苏常州郊外，一处隐蔽厂房内弥漫着刺鼻气味。检察官在一次联合执法中发现了这个非法排污的“黑作坊”。作坊主很快因污染环境罪入狱，但遗留的难题更为棘手：被严重污染的土壤和地下水该如何修复？高额的环境治理费用，又该由谁来主张追偿？
　　按照常规路径，应由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然而，办案检察官在现实中却碰了壁：常州本地唯一具备诉讼资格的“常州环境公益协会”，却因成立未满5年，被环境保护法的起诉门槛拦在门外。
　　就在此时，一场自上而下的深度变革正在顶层酝酿。
　　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作《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重点讲了10个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创造性提出“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由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有利于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完善行政诉讼制度，也有利于推进法治政府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