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有死罪，不加刑”，突显对老幼群体的特殊保护；《唐六典》要求对鳏寡孤独、贫穷老疾等无法自存者，由近亲收养或乡里安恤，途中患病者由当地官府安置治疗，体现了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此外，传统法律文化中“天下无讼”“和为贵”的价值追求，德主刑辅、慎罚慎刑的刑罚观念，罪罚相当的平等理念，天道、国法、人情相结合的法治原则等，均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智慧与创新精神，为当代法治建设提供了丰富滋养。

　　三、制度建构：借鉴中华传统法律文化建构当代法律制度的具体路径
　　（一）理顺情理法的关系和顺序
　　立法方面：“融情于法”
　　“融情于法”即通过立法将社会公序良俗和基本伦理秩序纳入法律保护范围，确保社会良性发展。中国古代“同居相容隐”制度是典型代表，《唐律疏议》详细规定了亲属之间的容隐义务。这一制度通过维护亲属伦理，实现了法律与情理的统一。
　　当代法治虽对伦理道德有一定维护，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的遗弃罪保护弱者，《宪法》倡导“五爱”公德、要求公民遵守社会公德，但相较于传统法治，其覆盖范围和处罚力度仍有差距，导致“扶不扶”“小悦悦事件”等社会矛盾突显。因此，当代立法应进一步“融情于法”，扩大伦理道德的法律保护范围，使法律更贴合社会公序良俗，减少法律与民众情感的冲突。
　　制度方面：理顺情、理、法的关系
　　当前社会存在“重人情、次道理、后法律”的不良倾向。在法治社会中，正确的逻辑应是“理为基础、法为准则、情为补充”，“交情规则”必须让位于“法治规则”。
　　为此，需通过完善法律规定、办事制度和投诉机制，保障公众的知情权与监督权，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一方面，要明确办事流程和标准，减少权力寻租空间；另一方面，要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对违规办事、徇私枉法等行为严肃追责，引导公众形成“遇事找法、办事依法、解决问题靠法”的思维习惯，实现情理法的有机统一。
　　（二）由重视立法到重视法治环节
　　立法层面：数量与质量并重，当前我国法律体系已较为完善，截至2023年3月，全国人大官网公布的现行法律达294件，加之地方性法规，形成了庞大的法律体系。但立法工作仍存在不足：部分法律质量不高，仅针对已出现的问题制定，时效性不足；一些法律未能充分反映客观规律和人民意愿；地方保护主义导致部分法规冲突。
　　今后立法应实现从“数量扩张”到“质量提升”的转变：一是根据社会发展实际需求，及时修改或废除滞后法律；二是立足我国特殊国情，制定符合自身发展的法律规范，避免盲目照搬；三是加强立法调研与论证，广泛听取民意，提高法律的科学性与可行性，确保法律既能解决实际问题，又能引领社会发展。
　　执法层面：强化规范与监督
　　行政执法是法治实施的关键环节，但当前仍存在诸多问题。根据《法治政府蓝皮书：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24）》，行政强制拆除案件中行政机关胜诉率仅13.12%，某地市非诉执行申请被否定率高达44.70%，主要原因包括主体不适、程序违法等问题突出。
　　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部分制度落实不到位，如行政执法法制审核界定模糊，存在应审未审、审而不严等现象。对此，需采取三方面措施：一是严格落实《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国家赔偿法》等法律，做到宽严相济、法理相融；二是加强行政执法人员培训，提升业务能力与法治素养；三是加大执法监督力度，明确法制审核范围与标准，对违法执法行为严肃追责，提升行政执法规范化水平。
　　司法层面：强化监督与独立
　　当前司法审判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审判权力被滥用。对此，需从外部监督、内部监督和队伍建设三方面入手，保障司法公正独立。
　　一是加强外部监督。完善人大对司法机关的监督机制，司法机关应主动接受人大调研、视察与检查，及时报告重要工作、重大事项与重点改革，落实人大决议决定；开展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廉政监督员组成的第三方案件回访，以客观视角评价办案法官，听取群众意见，促进公正廉洁文明司法，防范行政权力不当干预。
　　二是加强内部监督。明确两级法院职能定位，充分发挥二审、再审的依法纠错功能，平衡纠错与维护原审裁判既判力的关系；规范审级监督，鼓励合议庭充分讨论争议问题，如实记录不同意见；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缩小案件讨论范围，聚焦法律适用研究，统一裁判标准。
　　三是提升司法工作人员素质。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党纪学习教育等活动，引导干警坚定法治理念，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队伍；完善人才培养机制，通过轮训、专家培养、院校双向交流等提升司法能力；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建立廉政监察员、案件过问记录等制度，强化廉政风险防控。
　　编辑/燕子（hchwyx7810@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