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款人。然而，在实践过程中，常有以他人名义借款或者隐瞒借款人配偶发生借贷行为等情况发生，当出现这些情形时，名义借款人是否需要承担责任，夫妻之间是否存在共同债务等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较多争议。
　　1.名义借款人与实际借款人的责任认定
　　在民间借贷纠纷中，有时会出现“名义借款人”与“实际借款人”不一致的情况，名义借款人以自己名义借款并出具借款凭证，而所借款项由实际借款人支配使用。关于名义借款人与实际借款人的责任认定，《民法典》第九百二十五条、第九百二十六条对此有所规定，认定名义借款人与实际用款人的责任，核心在于“出借人是否明知存在隐名代理”。原则上在借款凭证上署名的借款人推定为债务人，其应当承担还款责任。但是，在出借人明知借款人只是“挂名”，而资金由实际借款人取得、使用、归还时，借款合同直接约束实际用款人。这时，名义借款人与实际借款人的责任认定应当以合意作为判断标准，因出借人与名义借款人并未达成借款合意，而与实际借款人达成借贷合意，故实际借款人应当承担还款责任。
　　反之，出借人若不知情，仍应坚持合同相对性，由名义借款人先对外承担责任，再基于委托合同、转账凭证等向实际借款人进行债务追偿。若名义借款人提出不应承担还款责任，则应证明其在借款时向出借人披露过其与实际借款人之间存在委托借款的事实。若名义借款人能够证明在借款时出借人已知晓实际借款人，则应该突破合同相对性，由实际还款人承担还款责任。若名义借款人无法提供证据证明上述事实，则不能突破合同相对性，仍由名义借款人承担还款责任。
　　2.夫妻共同债务的责任认定
　　在借款人为自然人的民间借贷案件中，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直接影响着民间借贷纠纷的责任主体。我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四条对夫妻共同债务进行了规定，可将其分为“共债共签”（条文第一款内容）和“特殊共债”（条文第二款内容“共债共签”之外的特别债务）。从主客观角度来看，该条第一款前段和第二款“基于夫妻共同意思表示”体现的是意思自治，而“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体现的是客观事实。相较于客观事实的“日常家庭生活需要”“夫妻共同生活”和“共同生产经营”的判断，主观“共同意思表示”的判断则显得更加困难。
　　在民间借贷纠纷中，因配偶“共同意思表示”引发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其争议点聚焦在“特殊共债”认定方面。在“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产生的“特殊共债”方面，债权人除了证明借款金额符合当地家庭日常消费水平，还需要对举债人的配偶、举债人的家庭情况享有合理、正当的信赖利益。在“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产生的“特殊共债”方面，债权人需要证明其知悉举债人的举债行为是为了夫妻共同生活，而且其配偶对举债行为并不反对。因举债人的配偶具有独立的人格，享有被他人尊重的权利，所以债权人需要承担更高的证明责任来证明举债人的配偶对此知悉或者应知悉并不反对，只有这样债权人才有产生信赖利益基础，其主张才有可能被认定为“特殊共债”。在“用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产生的“特殊共债”方面，债权人需要证明夫妻双方共同从事了生产经营活动、夫妻双方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承担了重要职位、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共同获利等等，才有可能证明其是“特殊共债”。
　　（二）民间借贷纠纷的证明责任
　　民间借贷纠纷产生后，其证据难以固定以及当事人对于借贷交易的认知偏差，会增加法官对案件相关事实的查明难度。在司法实践中，当民间借贷关系发生争议并诉至法院时，如何分配举证责任、如何确定证明标准是事实认定的关键，进而对当事人的财产权利产生重大影响。
　　1.民间借贷纠纷举证责任分配
　　证明责任是解决待证事实真伪不明时不利后果的归属问题。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对仅有债券凭证的民间借贷案件进行明确。也就是说，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需要依照“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明责任来证明借贷关系的成立，若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的，此时举证责任将转移至被告。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若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的，其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民间借贷的事实证明不仅需要基本的证据证明，还需要整个借贷过程具有事实合理性，即达到过程清晰，逻辑清晰的程度。
　　另外，《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对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的民间借贷案件进行明确。也就是说，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即使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也不能免除原告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