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的需要，把负担放在剥削者身上。”财税的根本目的是“保障革命战争供给”和“改善工农生活”，并“取消一切苛捐杂税”，确立“统一累进税”原则，体现了苏区政权对税收公平性的追求，确立了苏区财税的政治属性，为后续的税收立法提供了根本指导。
　　《暂行税则》（1931）规定了农业税、工业税、商业税、房租税4个税种，以全额累进税率征税，并设置了起征点、免征额与最高限率，能够有效吸纳财政收入，为苏区提供了可持续的发展动力。
　　各地方苏维埃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了各类具体条例、训令、实施办法，对财政制度进行了完善，使税收法规更加具有针对性，为中国共产党后来的财税治理积累了重要经验。
　　（二）纵横结合的财政法制组织系统
　　纵向系统以“中央—省—县—区—乡”五级政权为骨架，每一级均设立专门财政机构，形成上级指导下级、下级对上级负责的垂直管理链条，为苏区财税法律的实践提供了法定保障体系。
　　根据地推行统一票证制度，由苏维埃政府统一印制税票、收支凭证，为财税征管设定了法定程序，防止了税务人员私自摊派及截留税款。
　　根据地在革命战争环境下面临着敌人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地主豪绅可能勾结反动势力暴力抗税。根据地组织赤卫军护送税务人员下乡征收，对暴力抗税者“按苏维埃法律处以十倍罚金或监禁”，是国家强制力保障法律实施的重要体现。
　　（三）预算与审计：法定框架下现代财政国家的雏形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财政条例》首次以法律形式确立预决算制度，要求“一切财政收支必须经过预算决算”，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进一步细化了预算决算规则，提高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1932年2月，中央财政部设立国家金库，省、县设分库，规定“一切税收、罚款、公债收入必须当日解缴国库”。1932年统一会计制度训令要求采用借贷记账法，统一会计科目，规定每笔收支必须附原始凭证。
　　1933年9月中旬，中央人民委员会决定成立中央审计委员会，负责审查政府的预算是否合理，监督各级政府机关、革命团体、企业等的收支情况。1934年2月，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进一步明确了中央审计委员会的职责，颁布了审计条例。
　　（四）纳税人权利救济
　　川陕苏区等地通过将税收政策刻成石刻标语等方式进行宣传，让纳税人清楚了解法定的纳税义务和权利。川陕省工农税务总局统一印制“累进税执据”三联单，要求纳税人执照与防伪印花数额一致，是完税凭证管理的法制化实践。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构建了包括党内监督、政府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在内的立体化监督体系。党组织内部设立监察委员会，政府内部设立工农检察部，共青团等组织中设有“轻骑队”，苏区报刊中也设有“反贪污浪费”等栏目，为财税执法提供了全面的舆论监督体系。
　　苏区多区域的财税法制比较
　　（一）中央苏区：法规体系完备，强调中央统筹
　　中央苏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中心区域，中央苏区通过立法构建了全国首个工农民主政权的财政法治框架，建立了中央预决算制度、税收制度、会计制度、国库和国家银行制度、关税制度以及审计制度等较为完整的财政体系，详细规定了立法、执法、司法等各个环节并强调了中央的统筹领导。
　　（二）赣东北苏区：特色税源与创新征管
　　赣东北苏区利用自身的地理优势，形成了具有区域特色的财税征管规则。1930年赣东北苏区以对外贸易和船舶检查税为依托，在全国率先设立18个对外贸易处和船舶检查局。赣东北苏区首创的“武装护税”结合“税票抵支”的方式，提高了税收征管的安全和效率。
　　（三）鄂豫皖苏区：累进税执行彻底，税收贡献突出
　　鄂豫皖苏区首创以全额累进税覆盖农业、商业、特种贸易的全部领域，规定了地方累进税的适用范围规则，是中央税则的补充性法治实践。
　　（四）湘鄂赣苏区：中央法律的先行先试区
　　湘鄂赣苏区作为中央苏区的延伸，承担了政策试点的功能，并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进行探索创新，为中央法律的完善提供了实践经验，也为全国提供了经验。
　　苏区财税法制的当代传承创新
　　苏区财税法制以成文法形式完成了从“暴力汲取”到“制度汲取”的转换，为中国共产党早期政权建设奠定了财政和法律双重合法性的基石，对当代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一）历史评价：革命财政的现代性突破
　　苏区财税法制实现了财政技术的现代转型。在税基与税收结构设计上，苏区摒弃了传统田赋按亩均摊的模式，针对贫农、中农、富农等不同阶级身份设置累进税率。在税收征管方面，苏区建立起五级垂直管理体系，在各级设立专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