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体制不断完善和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逐步增加有地方立法权的较大的市的数量。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明确地方立法权限和范围，依法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
　　根据新任务新要求，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适应形势发展和工作需要，积极探索丰富立法形式，不断推进新时代我国立法体制的实践发展。
　　2015年3月，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修改立法法，进一步完善了立法体制和立法权限。此次修法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赋予所有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将原来享有地方立法权的主体由49个较大的市增加到目前的289个设区的市、30个自治州和4个不设区的地级市（广东东莞、中山，海南儋州，甘肃嘉峪关）。
　　修改后的立法法规定，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本市（州）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对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制定地方性法规。
　　“这是我国立法体制的一次重要完善。这次修法对于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立法体制，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可以说，是全国范围内治理方式的一个重大变革。”武增指出，实践中，对设区的市立法权限的适用和把握是较为宽泛的，绝大多数设区的市的立法需求都得到了支持。设区的市有立法权之前，通过发布文件进行治理，有立法权之后，通过地方立法纳入法治化轨道进行治理，为地方治理和发展提供了重要法治保障。
　　进一步扩大完善地方立法权限
　2023年，立法法又一次迎来修改。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修改立法法。这是党的二十大后第一部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的法律案，对于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要意义。在此次修法过程中，一些地方建议适当扩大设区的市立法权限，以适应实践中地方不断增长的立法需求。
　　根据2018年宪法修正案的有关表述，2023年修改的立法法，进一步扩大和完善设区的市可以行使地方立法权的事项，将“环境保护”修改为“生态文明建设”，适应设区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规的实际需要。同时，考虑到地方创新社会治理的实际需要，增加规定设区的市可以对“基层治理”事项制定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
　　基层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对建立健全基层治理体制机制提出了明确要求。
　　“2023年修改的立法法，适应地方立法的实际需要，进一步扩大和完善设区的市立法权限，对于更好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更好发挥地方性法规的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武增说。
　　结合实际不断创新地方立法
　　地方立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重要补充，最主要的职能就是通过法定程序使党的政策、中央精神、国家法律落地生根，解决好法治通达群众、通达基层的“最后一公里”问题。
　　十年来，设区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坚持问题导向，积极推进城乡建设与管理、基层治理、生态文明建设、历史文化保护立法，涵盖物业管理、文明促进、烟花爆竹、城市养犬、垃圾分类、环境保护等方方面面，切实解决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基层治理问题，取得显著成绩——
　　在经济发展领域，制定《广州市智能网联汽车创新发展条例》《温州市民营企业科技创新促进条例》《台州市促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规定》等，通过立法加强城乡建设与管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基层治理领域，制定《济南市户外广告和牌匾标识管理条例》《宿州市制止餐饮浪费行为条例》《雅安市自然灾害应急避险若干规定》等，加强民生领域保障，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制定《惠州市西枝江水系水质保护条例》《嘉峪关市绿化条例》《大理白族自治州乡村清洁条例》等，为守住绿水青山提供法治支撑。
　　在历史文化保护领域，制定《泉州市海上丝绸之路史迹保护条例》《佳木斯市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条例》《洛阳市二里头遗址保护条例》等，通过法治手段加强各地优秀历史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发展。
　　法者，治之端也。十年来，设区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立足地方实际，不断积极探索，用足用好地方立法权限，以法治的力量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百姓安居乐业，不断擦亮人民群众生活的“幸福底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画卷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