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议三公开”程序，即村民提议、两委商议、代表决议，促使协商民主实现制度化，同时做到过程公开、结果公开、执行公开，保证法律议题契合村民需求。在土地流转、集体经济分红等关键领域，通过法律程序明确权责，实现利益联结法治化。此外，组建由村民代表、法律顾问、乡镇干部构成的“法治评议会”，定期审查村级决策合法性，并将结果与村干部绩效挂钩，形成监督评价常态化的闭环。资源协同性：整合与创新。将法律资源与社会资本融合，把传统乡贤调解与现代法律程序相结合，提升调解权威性；推动跨区域资源联动，实现发达地区与欠发达乡村结对，共享法律专家库、典型案例库等资源。
　　因此，相较于“送法下乡”，“用法兴乡”模式在规则层面，它摒弃了单向的法律移植，转而强调国家法与乡土规则的双向调适，实现“情、理、法”的有机统一；在动力机制上，突破资源输入的路径依赖，将法治建设与产业发展、信用体系深度绑定，使守法用法成为村民的理性选择；在主体建构方面，以参与式赋能替代灌输式普法，培育村民的法律应用能力。这种转变不仅解决了“送法下乡”存在的可持续性不足和主体缺位等问题，更推动法律从外部治理工具向内生发展资源的转变，实现乡村法治建设从“政府主导”向“村民自觉”的历史性跨越。
　　法律赋能乡村振兴的协同效应与功能嬗变
　　（一）法律赋能与参与式发展的协同效应
　　在实践中，法律赋能理论与参与式发展理论形成了相互强化的合力，共同推动乡村从“被动治理”向“主动发展”转型。二者的协同作用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主体性激活：从“客体”到“主体”。法律赋能通过普法教育、法律服务下沉提升村民的法律认知与能力，使其具备“用法”的意识和技能。参与式发展则通过村民议事会等机制，赋予村民在决策、执行、监督中的话语权，确保其不仅是法律的“接受者”，更是乡村治理的“主导者”。通过法律赋能提供“能力支撑”，参与式发展提供“实践场域”，二者结合使村民从“被动守法”转向“主动用法”。
　　治理结构优化：从“单一管控”到“多元共治”。法律赋能通过制度供给规范乡村治理，避免“人治”弊端。参与式发展则通过引入市场主体、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构建协同治理网络。法律为多元共治提供规则框架，而参与式发展确保各方利益均衡。
　　可持续发展：从“短期项目”到“长效机制”。法律赋能通过法治文化培育使法律成为村民的内在认同，而非外部强制。参与式发展则通过组织化建设增强村民集体行动能力，确保发展可持续。在这一过程中，法律提供稳定制度保障，参与式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二）法律功能的动态升级：从工具到价值
　　乡村法治建设大致呈现出从资源输入到能力建设，再到价值输出的阶梯式发展过程。在不同时期，法律的角色定位和功能实效也有所不同。
　　在资源输入时期，乡村往往面临着法律资源匮乏的困境。为解决此问题，通过一系列资源输入举措，推动法律普及。这一阶段法律主要发挥工具性作用，重点聚焦于纠纷调解，初步满足了乡村对法律的基本需求，为后续发展奠定基础。
　　随着资源输入取得一定成效，乡村进入能力建设阶段。通过积极培育“法律明白人”，完善村民议事制度，促使村民从“被动学法”逐步转变为“主动用法”，显著提升村民自主调解纠纷的能力。同时，法律的功能进一步拓展，进入法治与经济融合的功能性阶段。如打造法治研学基地，丰富法治实践形式，实现法治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初步结合，法律对乡村发展的推动作用愈发凸显。
　　在资源输入和能力建设的积累下，乡村迎来价值输出阶段。法律已成为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法治+文旅”模式成效显著，带动村集体收入，形成了可持续的法治经济生态。在这一阶段，法律角色也上升到价值性层面，宪法广场、法治家风讲座等活动不断塑造村民对法律的信仰，使法治认同度不断提高。法律不再仅仅是解决问题的工具，更成为乡村文化和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着乡村在法治轨道上实现全面、深入且可持续的发展。
　　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为乡村法治建设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与挑战。未来，乡村法治建设应进一步深化“用法兴乡”的实践创新；强化法律赋能的精准性，针对不同乡村的发展需求提供差异化法治服务；完善参与式治理机制，拓宽村民、社会组织与市场主体的法治参与渠道；推动法治与产业、文化、生态等领域的深度融合，使法律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从“送法下乡”到“用法兴乡”的转型，不仅是乡村法治建设路径的优化，更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只有通过法律赋能与参与式发展的协同推进，才能实现乡村从“法治输入”到“法治内化”的质变，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编辑/李卫锋（lwf26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