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规范的引入与移植。为了实现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需要将国家的法律制度和规范引入乡村，打破乡村社会原有的自治格局，建立起统一的法治秩序。因此，在这一时期主要是加强乡村基层政权建设，推动乡村治理规范化和制度化；重点推进村规民约合法化审查，要求基层治理文件与上位法保持一致；借鉴城市社区的治理经验，将城市法治经验直接引入乡村，规范村民行为。
　　矛盾纠纷的介入与解决。乡村社会逐渐出现大量的矛盾纠纷，传统的调解方式在一些情况下难以有效解决问题，需要借助法律手段来介入和解决，以维护乡村社会的稳定和公平正义。因此，在这一时期司法机关主动介入乡村纠纷的调解和审判工作，通过司法程序来解决村民之间的矛盾冲突。但由于法律的主要救济方式是弥补损害，以公平、正义为原则，而村民纠纷调解则以满足情感期待为主要策略、以差序化为原则、以和为目标，这导致两者存在不一致的情况，故还需要建立乡村调解组织，组织专业调解员深入乡村，及时介入村民之间的矛盾纠纷，促使纠纷双方达成和解。
　　法律知识的普及与宣传。我国农村长期处于乡土社会，村民法律意识薄弱，村民对法律的理解多停留在“义务”层面，而忽视自身权利。因此，在这一时期需要通过举办法律讲座、发放法律宣传手册、开展法治文艺演出，进行“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法治宣传栏建设等实现基础法律知识的广覆盖，普及系统性知识来改变固有观念。
　　这一阶段的“送法下乡”为乡村发展构建了初步的法治框架，解决了乡村法律资源匮乏、村民法律意识薄弱等问题，为后续“用法兴乡”的实践奠定了基础。不过，该模式虽在短期内使乡村法律覆盖率显著提高，但存在一些结构性矛盾。第一，该模式具有被动性，农民被当作法律的单纯“受体”，自身缺乏主动参与法律事务的主体意识和实际参与能力；第二，该模式极易形式化，费孝通指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他认为法律不能简单地强行植入一个与之不匹配的社会环境中。该模式引入的法律规则常常与乡村本土的风俗习惯相背离，造成法律宣传仅停留在纸面上，而村民在实际生活中却避开法律的现象；第三，该模式持续性较弱，由于过度依赖行政力量的推动，未能充分激发乡村内部对法治的自主需求，一旦行政推动减弱，法治建设的动力便难以为继。
　　（二）“用法兴乡”激活内生动力
　　“用法兴乡”作为法律赋能的深化阶段，其核心在于通过层级化赋能与多元主体协同，实现法律功能从“外部输入”向“内生驱动”的转变。这一过程与“送法下乡”形成递进式衔接，构建了法治与乡村社会的深度融合机制。
　　法律赋能的层级推进。制度赋能：构建法治化治理框架。在制度建设方面，一方面深入挖掘地方习惯法中符合公序良俗、有利于乡村治理的内容，与国家法律法规有机对接；另一方面出台村级小微权力清单，规范村级工程、财务审批等流程，有效防范“微腐败”。同时，建立村规民约定期修订制度，通过村民微信群等渠道广泛收集意见，根据乡村发展实际、村民反馈和法律法规变化动态调整，既增强制度的适应性与执行力，又解决制度“水土不服”的问题。资源赋能：打造法治服务供给体系。注重培育乡村内生法治力量，组建由村干部、乡贤、法律明白人构成的调解联盟，通过培训提升其法律应用能力，推动纠纷化解从“外部介入”向“内部消化”转变。同时，创新构建“多+N”法律服务模式，即以多个功能室（综合服务窗口、人民调解室、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室等）为基础，配套普法志愿队、个人调解工作室、村民议事厅等N个服务载体，形成集法律援助、调解、咨询等功能于一体的“一站式”法律服务平台。此外，将法治建设与乡村发展深度融合，既丰富了法治服务供给，又增强了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能力赋能：提升村民法治参与水平。一方面，广泛开展“模拟法庭”等活动，以土地纠纷、邻里矛盾等常见案例为蓝本，组织村民扮演法官、原告、被告等角色，沉浸式体验法律程序，增强规则意识；另一方面，推行“法治积分制”，将规范签订合同、参与法治学习等守法行为量化为积分，与评优评先挂钩，激励村民主动学法用法。同时，支持村民依法发起主动维权行动，政府、司法机关与社会组织协作提供法律援助。此外，依托议事会等自治平台，鼓励村民运用法律知识讨论村务，提升法治实践能力。
　　参与式发展的多元协同。突破政府单一主导模式，构建“政府—村民—市场—社会组织”四方协同的参与式治理网络，总体呈现主体多元性、过程参与性、资源协同性。主体多元性：角色重构与功能互补。政府角色从“主导者”转型为“引导者”和“服务者”，通过设立法治建设专项补贴、安排法律专家下沉基层、制定法治乡村建设指标，为多元主体参与营造制度环境；村民主体性通过民主机制设计得以激活，促使村民将法律运用融入日常治理，实现从“被动接受”到“主动维权”的转变；市场机制以“法治+产业”模式参与乡村建设，助力乡村法治建设。过程参与性：共商共建共享的实践机制。通过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