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人大代表针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职业病防治与管理等问题，发出“双建议”6份，有力推动了行业治理、综合治理。如针对人大代表提出的《关于加大农村赡养问题治理的建议》，人大代表和法院发出“双建议”后，由县人大法工委牵头，法院与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民政局联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完善依法惩处不履行赡养义务行为的具体办法》，有效遏制了赡养案件高发频发态势，促进了乡村新民风建设。
　　（二）应用价值
　　治国凭圭臬，安邦靠准绳。“一说两讲”解纷模式的优越性在于，首先，积极回应了最高人民法院的一站式多元解纷理念，把社会治理纳入到法治化轨道上，强调法官干警主动担当作为，为服务保障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凝聚法治最大“公约数”。其次，人大代表在我国具有最广泛的代表性，“一说两讲”模式的运用，人大代表既能全程参与矛盾的化解，拓展履职渠道，同时还将法院工作始终置于人大代表监督之下，能有效提升司法公信力。此外，法律作为规则之治，法院可通过裁判说理、发出司法建议等推动行业治理、综合治理。借助“一说两讲”这个平台，双方强强联合，有助于推动地方性规范文件的出台。再进一步，人大代表可以通过行使提案权，就其与法官在解纷过程中发现的法律规定空白、模糊的地方提出立法建议，从而推动地方立法进程。
　　要将信访纳入法治化轨道，可借助“一说两讲”这一平台，由人民法院在处理涉诉信访事件时，精准识别、定性，对不属于法律争议的利益诉求，迅速对接信访局、人大、政协等部门，将信访问题引入民主协商程序，建立有效的沟通对话机制，推动信访制度改革。
　  二、存在问题
　　（一）理念僵化
　　为消除机械司法，各地法院纷纷创新举措、主动作为，其中不乏一味求新求奇，未经论证检验，为能动而能动的情形。“一说两讲”解纷模式宗旨是为减轻群众负累、真正做到案结事了，让法院功能从“裁判纠纷”转型为“预防纠纷”和“解决纠纷”，故而畏忌观念上的僵化、行动上的应付。
　　（二）双向联动效果有待提升
　　实际运行中有些案件的化解，代表仅起到了陪衬、见证作用。这一模式的搭建是以法院为主导，面对疑难复杂的矛盾纠纷，往往需要投入大量时间精力，法院肩负定纷止争的职责使命，责无旁贷，却不便要求人大代表在时间与精力上同等投入。遇到个别棘手难缠的当事人，参与调解的人大代表有时也难免碍于情面，因怕得罪人而消极配合；个别法官也因做群众工作能力欠缺、调解技巧不足导致其与人大代表不能有效配合、发挥职能作用。
　　（三）基层治理资源支撑不足
　　法官工作室的建设有待进一步完善。目前，法官工作室虽已入驻全县11个镇的人大代表中心联络站，但设施配备上相对简陋。人大代表入驻人数、入驻率有待提升，未建立常态化运行机制。不少纠纷的化解仍是临时“拉班子”，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调解成效。当下法官工作室处理的矛盾纠纷来源单一，基本都是法院接收、办理的案件，而人大代表移交至法官工作室的纠纷少。
　　（四）配套机制尚不完备
　　当前，在“诉源治理”中已经不同程度地出现多头治理、职能交叉、重复建设、过度治理，以及为应付考核排名弄虚作假的“数据中心主义”有所抬头等问题。“一说两讲”模式要想良性有序运行，在去形式化、数据化的基础之上，必须健全配套的考核奖惩机制，优化整合资源。
　　（五）知晓率和应用效果有待提升
　　宣传渠道不够广、力度不够大，对这一模式的优势宣传不够深入，导致广大民众的知晓率不高，党委政府的认可度也有待提升。另外，“一说两讲”目前应用效果主要体现在解决纠纷上，在明确规则防范风险、引领社会价值取向、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等方面的作用发挥不足。
　　三、优化路径
　　（一）更新司法理念
　　破除机械司法，首先必须革新理念。树立“如我在诉”意识，学会与人民群众共情。老百姓追求的并非一纸裁判，而是矛盾纠纷的实质性化解。不少老百姓对法院有刻板印象，或出于厌讼心理，不信任法院。这时，便是“一说两讲”模式大显身手之时。没有庄严肃穆的审判庭，在拉家常的轻松氛围中，让老百姓畅所欲言，法官、大人代表分别讲法理、说情理，能解决掉的问题当场化解。情况复杂的或者需要走诉讼程序的，通过注重诉讼风险提示，做优程序引导，加强判后答疑、释法明理，让老百姓有良好的诉讼体验，最大限度发挥司法效能，让矛盾得以终局性化解，避免一案结多案生。
　　（二）强化联络协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