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欠发达地区，且受到战争的影响，立法进程未能与司法需求保持同步，法治建设面临缺乏明确依据的挑战。边区司法机关综合考虑党的政策、法律原则、案件性质、悔罪态度以及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等因素，对轻罪案件妥善处理，体现了在法治建设中的努力和探索。边区在轻罪治理方面进行了诸多创新，如取消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的最长期限先后设定为五年和十年。边区高等法院院长李木庵所推行的调解制度，强调通过协商恢复受损关系和秩序，成为解决轻罪案件矛盾纠纷的核心方式之一，推动了刑事和解制度的发展。在刑罚执行中，边区将“拘役”改为不拘束自由的“苦役”，并将“训诫”纳入刑罚种类，作为处理轻罪案件的重要手段。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边区在轻罪治理领域建立起一套相对成熟的体系，与国民政府的司法体系存在显著差异，不仅支持了抗战这一中心工作，也满足了边区群众对新民主主义司法制度的期待。
　　边区轻罪治理的实践探索
　　一是轻罪调解的广泛适用。边区为节约有限司法资源，提倡人民群众参与司法调解，大力推行刑事和解。李木庵在刑事司法领域提出“半干涉主义”原则，主张国家应积极介入并追诉那些严重侵犯国家、公众和个人利益的犯罪活动，而对于只造成个人利益轻微损害的刑事案件，鼓励当事人之间通过和解的方式
予以解决。1943年6月8日边区《高等法院指示信》中区分了必须依法制裁的重大犯罪与可试行调解的轻微刑事案件。当月颁行的《民刑事件调解条例》以专门立法形式构建了刑事和解程序，列出不得进行调解的二十二项罪名，“其它各罪均得调解”；同时明确规定双方当事人可以各自邀请地邻亲友、民众团体等参与评议案件情节，并提出调解方案以促成双方和解。这种半干涉主义的原则既保障了国家和社会的根本利益，也为当事人提供了解决问题的灵活性和自主权。
　　边区调解工作特别强调在赔偿问题上平衡物质损失与精神抚慰，如在刘聚先盗窃案中，经司法人员调解，刘聚先赔偿被害人宋作藩柒佰元，并当庭赔礼，双方达成和解。此外，边区政府还鼓励当地公正人士加入调解过程。如绥德西直沟村郭维德，具有自卫队排长、村主任、除奸主任等特殊身份，在1943年发生的哑巴被哨兵击毙案中，根据案件的特殊情节和性质，促成了纠纷的调解解决。在司法资源有限的背景下，这种对民间力量的重视和有效利用，不仅促进了调解工作的顺利进行，也提高了社会成员之间的和谐与理解，为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法治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边区在扩大调解结案数量的同时，也注重纠正调解造成的罪刑不均问题。如在王英起诉杨玉龙过失杀人案中，原告王英的儿子王恩义患有痢疾，杨玉龙采用民间疗法导致王恩义不幸去世。王英起诉杨玉龙后，县府组织保健药社的四名医生对此案进行研究，认为杨玉龙对王恩义的死亡存在过失。经过县府调解，双方达成由杨玉龙向王英支付三万元赔偿金的赔偿协议。边区高等法院对此案进行了复审，认为杨玉龙的行为构成过失杀人罪，除已支付的损害赔偿外，还应对其判处一年有期徒刑。边区高等法院通过《指示信》的方式对错误调解案件进行了纠正，避免不当调解行为产生的罪刑偏离和不良社会影响。
　　二是轻罪量刑的宽缓政策。1941年5月边区将司法的宽大政策写入《施政纲领》。宽大政策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团结、抗战、救国的目标，在刑事司法政策方面进行的重大调整，意味着对刑法功能的认识由惩罚性司法向恢复性司法的转变，对犯罪者的争取和教育改造取代传统的惩罚方式，成为边区司法的重要特征。然而，该政策实施初期出现了执行偏差，部分地方和人员对宽大政策存在误解，导致实践中出现过度宽松的情况。为了纠正这些偏差，确保刑事司法政策的正确实施，1942年11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宽大政策的解释》，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如何在司法实践活动中处理好镇压与宽大的关系，明确指出宽大政策不适用于那些坚决不愿悔改的个体。边区司法机关在宽大政策的执行中，充分考虑引发犯罪行为的原因，以及犯罪后果的严重程度，在教育挽救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斟酌适用非刑罚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