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罪改判轻罪， 能否申请国家赔偿
2024年12月10日
字数：1687
回到了第一次判决。”
韩宇无奈再次上诉至亳州中院，这一次亳州中院没有发回重审，而是直接审理后将案件改判。2023年11月29日，亳州中院下达刑事判决书，改判韩宇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韩宇也终于在这天被释放。
申请国家赔偿被拒
最终获刑九个月，却被关了三年多。
韩宇说，对于当初的盗窃行为他现在感到非常后悔，但被超期羁押了这么久，他也希望利辛法院能给一个说法。
韩宇说如果能被早点释放的话，现在家庭的经济压力就不会那么大，“那时候孩子大学还没毕业，全靠妻子一个人外出打工，供孩子读书还要拿钱给我打官司。”
从看守所释放后没多久，韩宇便正式向利辛法院提出国家赔偿请求，要求对方支付人身自由赔偿金40余万元和精神抚慰金10万元。2024年1月26日利辛法院作出裁定，驳回韩宇所有的赔偿请求。之后韩宇又向亳州中院提出赔偿请求，于2024年6月21日同样被驳回。
在驳回理由中，利辛法院和亳州中院均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相关条款，认为其不符合国家赔偿法规定的应予赔偿的情形，“其终审判决仍然是有罪判决，不符合‘判决宣告无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或者‘再审改判无罪，原判刑罚已经执行的情形’。”
专家呼吁完善国家赔偿法
事实上，重罪改判轻罪造成超期羁押未获赔偿的案例并不少见。
据媒体报道，2004年4月，27岁的邹俊敏因贩卖毒品被判处无期徒刑，坚持不懈地申诉14年后，他于2018年8月10日被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改判犯非法经营罪，量刑也改为有期徒刑二年。然而，超期羁押4386天的邹俊敏并未能获得国家赔偿。2018年11月28日，他向福建高院提起的国家赔偿申请被驳回。
河南农民宋杨禄的情况与邹俊敏案类似。2005年，宋杨禄被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绑架罪判处5年有期徒刑。2009年7月，宋杨禄刑满释放。经申诉，河南省高院认为原判适用法律错误，改判宋杨禄非法拘禁罪，免予刑事处罚。此后宋杨禄以多服刑1351天为由申请国家赔偿，不过其国家赔偿申请多次被拒。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顾永忠介绍，这类案件的国家赔偿申请之所以被驳回，法院给出的理由一般都是国家赔偿依据的是无罪羁押赔偿原则，上述案件经再审改判之后当事人仍然有罪，并不符合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第三项规定的“再审改判无罪”的情形。
“20世纪90年代制定国家赔偿法的时候，我国经济上还比较贫穷。有关部门对建立国家赔偿制度表示担忧，担心国家赔偿制度一旦建立，将会给国家增加不少负担，因此提出国家赔偿的门槛不能太低，赔偿标准不能太高，否则国家财力难以承受。”顾永忠认为，现如今从国家赔偿制度历史和发展的角度看，当前已经具备了对此类案件给予国家赔偿的时机和条件。
据媒体报道，在2019年的全国两会上，时任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全国人大代表刘守民提交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切实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议案》，他认为，现行国家赔偿法只规定了无罪羁押赔偿，排除了其他有罪但实际已造成超期羁押的情形，提出修改国家赔偿法，将那些实际执行刑期超过改判后刑罚的情形，纳入国家赔偿范围。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吴宏耀同样认为应该进一步完善国家赔偿法，“原来是‘冤狱赔偿’，现在应该是有侵害就应当赔偿，从保障个人权益角度来看，司法程序对当事人的权益造成了侵害，应该获得相应的赔偿或者补偿，这是法治进步的体现，也是法治的发展方向。”
吴宏耀进一步解释说，将重罪改判轻罪造成超期羁押纳入国家赔偿范围，还可以起到督促办案人员提高办案质量的作用，“国家赔偿是一种机关责任，只有当机关能承担相应责任的时候，才会有助于减少不必要的轻罪重判的情形，法官个人办了一个错案，这是毫无争议的，追责机制上追究个人的司法责任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这种案件中机关没有任何责任，这也是不公平的。”
吴宏耀介绍说，如果对这种轻罪重判造成超期羁押的情形予以国家赔偿的话，有助于强化机关的责任意识，“像这种情况，及时止损就行了，不然就会出现个人不想承担责任，机关也没有责任可承担，所以羁押拖一年是一年的情况。”
就韩宇这个案件来说，吴宏耀认为一审法院的判决明显是不适当的，“这个案件三番五次没有办法做事实认定，依然长期羁押被告人，如果把赔偿的因素考虑进来，这种案件以后就不会拖这么长时间。”
编辑/燕子（hchwyx7810@sina.com）
韩宇无奈再次上诉至亳州中院，这一次亳州中院没有发回重审，而是直接审理后将案件改判。2023年11月29日，亳州中院下达刑事判决书，改判韩宇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韩宇也终于在这天被释放。
申请国家赔偿被拒
最终获刑九个月，却被关了三年多。
韩宇说，对于当初的盗窃行为他现在感到非常后悔，但被超期羁押了这么久，他也希望利辛法院能给一个说法。
韩宇说如果能被早点释放的话，现在家庭的经济压力就不会那么大，“那时候孩子大学还没毕业，全靠妻子一个人外出打工，供孩子读书还要拿钱给我打官司。”
从看守所释放后没多久，韩宇便正式向利辛法院提出国家赔偿请求，要求对方支付人身自由赔偿金40余万元和精神抚慰金10万元。2024年1月26日利辛法院作出裁定，驳回韩宇所有的赔偿请求。之后韩宇又向亳州中院提出赔偿请求，于2024年6月21日同样被驳回。
在驳回理由中，利辛法院和亳州中院均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相关条款，认为其不符合国家赔偿法规定的应予赔偿的情形，“其终审判决仍然是有罪判决，不符合‘判决宣告无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或者‘再审改判无罪，原判刑罚已经执行的情形’。”
专家呼吁完善国家赔偿法
事实上，重罪改判轻罪造成超期羁押未获赔偿的案例并不少见。
据媒体报道，2004年4月，27岁的邹俊敏因贩卖毒品被判处无期徒刑，坚持不懈地申诉14年后，他于2018年8月10日被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改判犯非法经营罪，量刑也改为有期徒刑二年。然而，超期羁押4386天的邹俊敏并未能获得国家赔偿。2018年11月28日，他向福建高院提起的国家赔偿申请被驳回。
河南农民宋杨禄的情况与邹俊敏案类似。2005年，宋杨禄被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绑架罪判处5年有期徒刑。2009年7月，宋杨禄刑满释放。经申诉，河南省高院认为原判适用法律错误，改判宋杨禄非法拘禁罪，免予刑事处罚。此后宋杨禄以多服刑1351天为由申请国家赔偿，不过其国家赔偿申请多次被拒。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顾永忠介绍，这类案件的国家赔偿申请之所以被驳回，法院给出的理由一般都是国家赔偿依据的是无罪羁押赔偿原则，上述案件经再审改判之后当事人仍然有罪，并不符合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第三项规定的“再审改判无罪”的情形。
“20世纪90年代制定国家赔偿法的时候，我国经济上还比较贫穷。有关部门对建立国家赔偿制度表示担忧，担心国家赔偿制度一旦建立，将会给国家增加不少负担，因此提出国家赔偿的门槛不能太低，赔偿标准不能太高，否则国家财力难以承受。”顾永忠认为，现如今从国家赔偿制度历史和发展的角度看，当前已经具备了对此类案件给予国家赔偿的时机和条件。
据媒体报道，在2019年的全国两会上，时任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全国人大代表刘守民提交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切实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议案》，他认为，现行国家赔偿法只规定了无罪羁押赔偿，排除了其他有罪但实际已造成超期羁押的情形，提出修改国家赔偿法，将那些实际执行刑期超过改判后刑罚的情形，纳入国家赔偿范围。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吴宏耀同样认为应该进一步完善国家赔偿法，“原来是‘冤狱赔偿’，现在应该是有侵害就应当赔偿，从保障个人权益角度来看，司法程序对当事人的权益造成了侵害，应该获得相应的赔偿或者补偿，这是法治进步的体现，也是法治的发展方向。”
吴宏耀进一步解释说，将重罪改判轻罪造成超期羁押纳入国家赔偿范围，还可以起到督促办案人员提高办案质量的作用，“国家赔偿是一种机关责任，只有当机关能承担相应责任的时候，才会有助于减少不必要的轻罪重判的情形，法官个人办了一个错案，这是毫无争议的，追责机制上追究个人的司法责任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这种案件中机关没有任何责任，这也是不公平的。”
吴宏耀介绍说，如果对这种轻罪重判造成超期羁押的情形予以国家赔偿的话，有助于强化机关的责任意识，“像这种情况，及时止损就行了，不然就会出现个人不想承担责任，机关也没有责任可承担，所以羁押拖一年是一年的情况。”
就韩宇这个案件来说，吴宏耀认为一审法院的判决明显是不适当的，“这个案件三番五次没有办法做事实认定，依然长期羁押被告人，如果把赔偿的因素考虑进来，这种案件以后就不会拖这么长时间。”
编辑/燕子（hchwyx7810@s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