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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难，这并不是一次偶然现象，而是民族精神大于天的历史必然。武装响应“西安事变”的重大活动遭到镇压后,澄城人民追求光明,寻求民族解放的精神不倒,一大批青年纷纷奔赴延安或富平一带参加红军,他们有的牺牲在抗日前线,有的成为国家和军队建设的高级人才。
　　传承对党忠诚的民族精神。王超北，1925年入党，是澄城县第一个共青团组织、肤施(延安)县第一个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他是革命战争年代，长期奋战在秘密战线上的“无名英雄”，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转战南北、深入虎穴，为中国革命事业做了大量运送战略物资、搜集战略情报、护送革命干部等重大工作。特别是在解放战争时期，他成立中共中央社会部西安情报处，打通三条地下交通线，向圣地延安输送了大量革命情报、护送了一大批革命同志，为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解放西北作出了重要贡献，多次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表扬。毛主席曾赞扬说：“庞智(王超北的化名)是无名英雄。”贺龙在一次会议上称赞王超北是“情报专家”，并说“他的一个情报，抵得上战场上的一个师”。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为其题词“勤勤恳恳任劳任怨、默默无闻无私奉献”。2018年2月，澄城县被认定为“革命老根据地”(革命老区)，这是对包括王超北在内的所有澄城革命群体的历史肯定，更是澄城继往开来的无尚荣耀、精神富矿。让英雄精神融入民族血脉，我们就能不断激发前行力量。
　　传承司法为民的宗旨意识。主动延伸检察触角，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雷德时同志是澄城醍醐人,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入党,曾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到地方工作后,他深入群众开展工作,组建起铁镰山游击队。在工作中,他看到因医疗条件受限,许多群众饱受病痛折磨,于是便自学中医,以自己的一技之长,拉近与人民群众的关系,融党的事业于人民群众之中。在荔北战役的冬季攻势中,游击队与老百姓一道作战,解放了澄城。解放后,雷德时从大荔市市长任上调回澄城县检察院任检察长,他严格执法执纪,确保了社会主义制度创立时期的安定团结,是澄城红色司法文化、检察文化的引导者与先行者,为推动澄城司法工作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存在的问题
　　基层保护力量薄弱。受限于基层经济实力，在县一级，国家级保护文物尚能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但县级文化、文物资源保护形势不容乐观。文物的普查、抢救、保护与利用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由于基层文物保护利用部门普遍存在着专业人员较少、人员构成以老同志居多、文化程度相对较低、业务能力差异大等问题，促使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开展难度大。以澄城县为例，县文保所仅有工作人员6人，不能满足文保工作需求。诸多县保文物由于文物保护经费不足，按照县文管所姚张军所长所说：“眼睁睁地看着在逐渐倒塌”，县级文保形势非常严峻。
　　红色文化资源立法保护相对滞后。目前全省红色文化资源方面的立法较为单薄，在现行地方性法规中，仅有《陕西省文物保护条例》《延安革命旧址保护条例》《延安市实施〈延安革命旧址保护条例〉办法》《铜川市陕甘边根据地照金革命旧址保护条例》等，在依法加强革命旧址保护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革命文物历史时期界定、保护范围、管理手段、展陈方式上还存在一定局限性，不能很好体现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的要求，需要通过立法进一步解决认识不统一、挖掘不深入、管理不规范、展陈效果不佳等问题，为红色革命文物保护管理与传承利用提供法治保障。
　　红色文化资源保护经费不足。红色文化资源涉及范围广，保护和修复工作量大、工期长，所需资金数额较大。一些归乡镇管理的红色文化资源没有列入保护单位，无人员、经费和机构，只能做到日常维护，甚至疏于维护。而设立机构需要编办审批，难度比较大。在资金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