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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斌通 鲍鑫鑫

　 中国古代从维护社会秩序以及实现“无讼”的目的出发，建立了息讼制度，并在司法实践中贯彻落实，积累了大量经验，对今天推动诉源治理、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机制提供了历史借鉴。
　　
　“无讼”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深远的历史渊源，其根植于中国文明沃土之上，凝聚着中华民族的司法智慧和创造力。在“无讼”文化影响之下，中国古代形成了息讼观念，建立了息讼制度，并在司法中付诸实践，不仅为古代化解矛盾纠纷提供了重要参考，也为今天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健全和完善提供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息讼观的形成与发展
　　“息讼”即平息争讼，最经典的表述莫过于孔子的“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反映出儒家“无讼”理想。可以说，息讼观是以儒家“无讼”思想为基础所产生的，同时也是实现“无讼”的重要手段。息讼观的产生是有特定历史原因和时代政治背景。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息讼理念就已出现，儒家之外，法家主张通过严刑峻法实现定分止争，其虽与儒家的德治手段有所不同，但也是为追求一种“无讼”的社会模式；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道家的“无欲则不知，无知则不争，不争即无讼”等，都为息讼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以及统治者对治国理政、稳定秩序的追求也为息讼思想产生提供了经济支撑和政治根基。中国古代一直坚持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人员的流动性差，在社会成员之间发挥重要作用的是熟人伦理，这就导致了在发生矛盾纠纷时，人们为维护日后生产与生活的稳定，不愿通过诉讼方式解决纠纷，更多选择牺牲自己的部分权益，息事宁人。在统治者看来，调处息讼不仅有效维护了政权稳定，平息百姓纠纷，进而建立和谐社会，而且有助于建立自然经济秩序，维护以家庭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等级制度。如果家庭之间的争讼得不到解决，最终可能导致家族之间的对立，使百姓无暇顾及生产。将重心放置争讼之上，不仅不利于人们的正常生活，而且容易导致国家财政收入减少，进而损害国家经济。
　　秦朝建立后，为实现息讼目的，将告诉一分为二，分为“公室告”与“非公室告”。对于危害国家皇权以及盗贼犯罪，任何人都有权加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