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以及社会结构的多元化、复杂化，使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矛盾纠纷数量大幅增长。诉源治理，这一以矛盾纠纷前端预防化解、综合治理为核心理念的治理方式，成为新时代社会治理领域的重要变革。它既是国家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战略，也是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障。
　　在坚持法治原则的基础上，如何使诉源治理既合乎法理又充满人情味，切实化解矛盾纠纷，对基层工作人员提出了更高要求。他们需要在法律框架内，灵活运用各种治理手段，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关注社会公平正义。
　　从我国传统法治思想中汲取智慧力量，尤其是借鉴礼法结合思想，对当下的诉源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在诉源治理过程中，注重在法律框架内融入道德、礼教等规范，促进法律与道德的相互转化和促进，让治理结果更公正、合理、有效。
　　目前诉源治理面临的挑战与困境
　　诉源治理作为基层司法实践工作，是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要举措。其通过多种方式对纠纷进行预防和化解，使潜在及已出现的纠纷得到妥善处理。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法治意识的提升，司法机关受理的案件数量急剧上升，但司法资源的增长却相对滞后，难以保证每个案件都能及时得到处理。
　　同时，长期以来对司法价值的片面强调，忽视了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礼法结合、情理交融的纠纷化解方式。导致社会大众过度依赖司法救济，产生了司法万能的观念，而非诉机制化解矛盾的理念尚未深入人心。
　　诉源治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旨在将司法工作向纠纷源头预防延伸，通过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来化解矛盾。一方面，案件类型的多样化和复杂化给诉源治理带来了新挑战，如互联网平台引发的矛盾纠纷，其罪与非罪的界定困难，国家强制力介入不易，相关工作人员知识储备欠缺，有能力的社会主体潜力未充分发挥，非诉解纷队伍的职业化、专业化水平有待提高。另一方面，诉源治理面临着“事多人少”的困境。目前，这项工作主要依靠基层单位工作人员开展，而各单位对自身在诉源治理中的功能定位不够清晰，传统工作模式在应对复杂社会问题时显得力不从心。
　　礼法结合思想的内涵与价值
　　礼法结合思想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是中华法系的显著特征。古代的《周礼》既规定了各种礼仪制度和社会规范，又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条文，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现代社会，礼法结合思想依然具有重要价值。它能够为社会治理提供更全面有效的支持。
　　礼法结合思想在现代社会具有现实价值。中华传统法律文化倡导“天下无讼”“以和为贵”，推崇预防在先、化解在后的治理方式。礼法结合是融合了道德、伦理和法律元素的综合治理理念，为现代社会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首先，有助于提升社会道德水平。在现代社会中，道德滑坡、诚信缺失等问题时有发生。礼法结合倡导道德规范，弘扬社会正气，引导人们自觉遵守法律法规，从而有效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水准。
　　其次，有助于构建和谐社会关系。由于利益多元化和价值观多样化，社会矛盾日益复杂。礼法结合通过道德教化和协商等方式化解矛盾，有助于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关系。在一些邻里纠纷、家庭矛盾的案件中，引入礼法结合的理念，采用协商、谅解等方式处理，既能化解矛盾，又能增进当事人之间的亲情与信任。
　　以礼法结合推进诉源治理的实现途径
　　加强“礼”“法”教育，增强群众的道德观念与法治意识。法律是硬性的规范，“礼”是软性的约束，而“礼”应从儿童教育抓起。例如河北邯郸发生的学生杀人事件，就是不尊“礼”而违“法”的典型事件。虽然司法机关持续开展法治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的活动，增强了群众的法治意识，但“礼”的教育效果不佳。因此，在加强“礼”“法”教育的同时，应引导群众制定居民公约、村规民约等礼制性文件，促使群众自觉遵守社会规范，减少社会矛盾和纠纷的发生。
　　借鉴传统礼法文化中的调解机制，推动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的发展。法律具有强制性，“礼”具有引导性，二者相结合，能形成更灵活高效的治理机制。检察机关在开展检察服务“双进”工作中，在村规民约较为完备的村镇社区，引入乡贤调解、村民议事堂等方式，发挥本地居民熟悉情况的优势，引导纠纷双方沟通交流，有效解决简单的矛盾纠纷，减轻司法机关的负担。在涉及家庭、邻里等关系的矛盾纠纷中，通过多元化的调解方式，能在化解矛盾的同时，了解当事人的心理需求和情感诉求，达成更和谐满意的解决方案，增进社会信任和凝聚力。
　　对于已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司法机关在审理过程中要做好释法说理工作。主动融入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加强法院、检察、公安、司法、行政机关的协作配合，形成矛盾纠纷化解的合力。既要办好案件本身，更要真正解决双方当事人的矛盾纠纷，将法理与情理相结合，通过释法说理，帮助当事人更好地理解法律法规，使他们对处理结果心悦诚服，理性认识自身行为，避免矛盾纠纷的扩大和再次发生，真正实现案结、事了、人和。